谢维和│《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序
序二
梁晨博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者。2016年秋冬，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担任访问研究员（visiting fellow）时，时常看见他独自在办公室里默默地工作，埋头于书卷与写作。如今，他在经过长期积累和思考的基础上，又推出了眼下这本专著，从教职工生活水平的角度对清华大学早期的办学状况进行了非常深入且视角独特的研究，令人欣慰。至于本书在历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李伯重先生已有非常专业的介绍和十分精到的点评，无须我赘述（编者按：点击蓝字阅读李伯重先生的点评）。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我觉得，本书以实证的方法，对清华大学教师生活水平进行实证性研究，着实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教师的生活是大学办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也常常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人们常常引用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千真万确的办学之道。我想接着说的是，仅有大师仍然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能够合理与适当的衣食住行和生活安排，恐怕有了大师，也会流失掉，至少是心猿意马，武功渐失。梁晨博士正是深谙梅贻琦先生的办学思想，比较全面地探讨与条分缕析地梳理和描述了清华大学教师的生活状况，包括教师规模与流动、经费的安排、薪俸或工资水平、养老金与抚恤金、住房状况、饮食与衣着、交通出行、公债和灾捐、书籍购买与家庭负担，以及他们的医疗、休假、工作环境与强度、闲暇生活、甚至是子女的教育，等等。尽管对清华教师的文化与体育生活没有专门的介绍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全书的内容无疑已经十分详细地反映了清华大学早期教师的生活状况与水平，让人们从一个侧面对清华大学早期的办学状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乍一看，这些描述仿佛是在介绍清华教师生活中日常琐碎之事，其实它体现了清华大学早期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思路和模式。据我了解，清华大学在这方面的故事是非常丰富且有声有色的，它也是清华大学百年来办学的一个重要经验：即重视教师的生活水平亦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涵，而且，教师的生活水平绝不能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收入或待遇，而更应该是一种生活环境的营造，一种对教师的理解与尊重，一种设身处地的惺惺相惜，教师的生活状况与水平也是他们在学校中地位的体现，也是与他们的学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依稀记得，著名思想家萨缪尔·亨廷顿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物质的奖励与刺激，也许对劳工阶层是有意义的；而对于知识阶层，单纯的物质奖励与刺激是不够的，甚至有可能南辕北辙，至少其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实际上，对大学而言，有大师当然不易，而要留住大师，让他们安居乐业，事业有成，则更难；如果想要让这些大师真正地认同学校，形成发自内心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则是难上加难。对此，仅仅有钱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气顺与神交。在《梅贻琦日记》中，就有很多的笔墨文字记叙梅贻琦先生请学校教授吃饭的轶事，并且在席间与大家沟通和交流办学的某些重大事项，听取大家的意见。而梅先生的夫人韩咏华女士则常常陪同这些教授的太太们一起打牌。试想之，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时至今日，这种传统仍然是清华的办学特色之一。每逢有知名学者来清华工作，或者是某教授获奖，或者是某些重大活动，等等，学校领导总是会安排见面或聚餐，或者时不时地会邀请不同院系各个学科的教授们来自己的办公室喝茶聊天，并且自费宴请教授们在学校的小餐馆里吃饭，像兄弟一样把酒畅谈。有时在出国时还邀请某些教授同行。其实，这种情感的交流与平等的尊重，才真正是教授的“软肋”，也是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诀窍。不待言，所谓真情之下，必有勇夫。而“士为知己者死”恐怕也就是这个境界。梁晨博士对清华教授生活状况的描述和介绍，一方面反映了清华大学早年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向今天的大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大学的教师队伍建设是不是真正把住了教授的“心脉”，或者说，大学中的大师和教授们有没有真正把学校当成他们自己的“家”呢？实际上，教师的生活水平是影响他们成就取向与学术水平的重要变量之一。
其实，大学是一个挺吊诡的机构，不仅是教师队伍本身往往是精英荟萃与各自为阵；就整个大学的运行和治理而言，其中的影响因素和变量及其相互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你很难非常准确地发现其中究竟哪个具体因素或变量在办学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将大学中这种模糊的因果关系或相关性比喻为一个“黑洞”。这里，尽管经费是重要的，但绝不能够按照一种所谓“投入/产出”的简单模式或线性逻辑，去解释大学的进退与成败，正如在人才培养中并非是教师讲的越多，学生就学的越好一样。为此，解密大学办学的奥秘，甚至成为了一项专门的研究领域，也产生了若干理论。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所谓“层次区分理论”，认为学校组织结构的运行模式是一种各种办学资源分层次不断递进的机制，用一种不同因素之间的纵向关系及其特点解释大学的因果关系与相关性；又比如，也有的学者针对“层次区分理论”的问题，又提出了“松散结构替换理论”，主张学校中各个因素的自主性因素是影响学校办学效率更重要的变量，而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次要的；后来，还有的学者结合上述两种理论，提出了“超越层次区分理论”，试图结合前面两种理论的优点，将学校结构中的组织变量与个体变量协调起来，等等。清华无疑是一所十分成功的大学，尤其是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由此成为了人们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在清华的成功中，究竟是学校内部的什么因素发挥了更重要的影响，也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然，这里有学校的组织优势，也有学校的革命和文化传统，还有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当然，也包括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出色的校友资源，等等。有一年，我陪同傅璇琮先生、王蒙夫妇与刘石先生一起去宁波鄞州出差，行间曾提出了所谓“清华三宝”，即“校训、校园、校友”的说法，也算是对清华成功的一种解释，据说这个说法也得到了清华园里诸多同事的认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理论问题，即大学的资源配置。
梁晨博士的专著及其相关的描述，实际上讲了一个大道理：即大学的预算安排与资源配置中，切莫忘记了教职工生活的事项，而且应该是一个与教学科研同样重要的类目。我过去在读陶行知先生的文集时，记得他1926年在“我的学校观”一文中曾经非常明白地说道，“康健是生活的出发点，亦就是学校教育的出发点。学问、道德应当有一个活泼稳固的基础，这基础就是康健。俗话说：‘百病从口入’，同志们务必注意：办学校是要从厨房、饭厅办起的”。我是非常同意这个观点的。有人说，大学领导的责任就是两个：找人和找钱。我想接着说的是，恐怕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将钱用到人身上。近年来，大学在资源配置方面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人的投入，例如，在“985工程”建设过程中，从清华北大率先实施的大学教师津贴制度，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职工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待遇，提振了读书人的精气神，进而带动了地方政府对学校投入结构的调整和对教师待遇的关心；又如，在以往的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规定中，绝大多数经费必须用于设备、硬件等固定资产的方面，而对于人员的使用，则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尤其是对文科而言，则是更不合理。殊不知，对大学教师而言，一种体面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做东请学术界的同仁们请一顿便饭，喝几杯小酒，上一次馆子，来一趟旅行，等等，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其实，学术的交流、思想的碰撞，创新的火花等也就在其中了。对此，梁晨博士在书中对清华在这个方面的故事，有非常多比较详尽和有趣的介绍，其中不少是有启发意义的。应该说，大学资源配置的这个道理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吃喝拉撒睡，从摇篮到坟墓，真可谓应有尽有。关键是如何在学校的预算和资源配置中对此进行合理的安排，尤其是对生活环境和后勤服务体系的建设。因为，教师毕竟是教育和大学的第一资源，而教师的生活也是这个第一资源的题中应有之要义。我想，梁晨博士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恐怕也与他作为一个年轻教师，在大学的学习工作经历与切身感受有关吧！
梁晨博士在本书中对清华大学早期教师的生活水平的描述和研究，实际上也是在分析和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具有理论性与普遍性的复杂话题，也是历年来许多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领域。例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关于做学问的三重境界的说法，冯友兰先生对人生四重境界的观点，而梁漱溟先生则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完全离不开他的个人生活。萨义德先生专门著有《知识分子论》，罗蒂先生也在他的研究中对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而马克斯·韦伯则是专门探讨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问题，等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职业，实质上都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高度相关性，使得这个话题具有了格外特别的意义。然而，比较遗憾的是，以往诸多关于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研究，大多是一种理论的思辨或逻辑的演绎，而缺乏真正实证性的描述与思考。这也恰恰是梁晨博士的研究所具有的内在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清华大学早期教师的生活方式已经逐渐积淀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种文化特质：即对清华大学本身非常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社会对清华的评价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清华人在外面不会说自己学校的坏话，有一种非常强的凝聚力。这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包括清华本身的历史与文化等。但我想说的是，这种现象与清华大学教职工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的。正如梁晨博士所描述的那样，由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校本身的诸多生活设施的建设与安排，包括住宿、饮食医疗与子女的教育，等等，清华大学俨然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或大家庭，学校的事情也就成为大家都十分关心的事情，是与大家利益攸关的事情，以至于在清华大学教职工的口头语中，“清华园”或“园子”已经成为了大家对清华大学的昵称。
在中国古代社会，地方官办的学校曾被称为“庠序”，《礼记.王制》说，“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郑玄对此解释道，“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而《孟子.滕文公上》的说法是，“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养，学则三代共之”。其实在教育的概念与词汇中，所谓的“培养”，也是强调一种“养”。换言之，教育是需要国家“养”的，是需要国家公共财政支持的。而教师也是需要“养”的，保障他们有体面的生活，能够安心从事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我想，这恐怕也是梁晨博士著述的初心吧！
谢维和
2020年庚子仲夏于荷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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